前7個月查處量超去年總和
據黃樹賢介紹，截至今年7月底，全國共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51600起，處理黨員干部67679人，其中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8365人。“今年前7個月的數據均已超過去年全年的總數”，黃樹賢說，至8月12日，中紀委官網曝光臺已累計通報1892件違反八項規定典型問題，曝光3013人，“這里面既有省部級干部，又有紀檢監察干部”。
黃樹賢說，當前，執行八項規定、“反四風”仍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有的地方和部門壓力傳導不足，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存在上緊下松現象；有些違規問題由公開轉向隱蔽，公款吃請由明轉暗，送禮收禮花樣翻新”。
黃樹賢強調，對“兩節”期間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行為，要快查嚴處。對紀檢監察干部在“兩節”期間的“四風”問題，我們決不遮掩、決不護短，一律從嚴查處并點名道姓公開曝光。
“從數據流中篩查可疑線索”
黃樹賢特意提到了“微信紅包”等新型送禮方式，“對利用現代物流快遞送禮，以提貨券代替實物商品，利用電子商務提供微信紅包、電子禮品預付卡等，要仔細甄別，善于發現，及時查處”。上個月，江西、沈陽、教育部、體育總局也曾下文，稱重點查處利用“微信紅包”、電子禮品預付卡行賄受賄等行為。
官方究竟如何盯防“微信紅包”、電子禮品預付卡？北京市西城區信息辦特聘專家、北工大教授石宇良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微信紅包”、電子預付卡等都是依托于網絡、移動終端進行交易，表面看起來似乎防不勝防，隱蔽性很強，但實際在技術層面并不難防范。
“只要有交易，那么手機號和TD都會留下軌跡”，他解釋說，防范利用“微信紅包”、電子禮品預付卡行賄受賄，需要運營商、金融部門協同作戰，“首先是監控數據流，然后如同情報分析一般，建立模型，從數據流中‘過濾’、篩查可疑線索，找出異常支付、異常交易的蛛絲馬跡”。
他稱，美國對于上述網絡、移動終端的可疑線索篩查已形成相對成熟的工作模式，但我國啟動較晚，技術層面雖然不難實現，但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而且現行法律也需要修改，“比如監控數據流，這是不是涉及侵犯個人隱私權？哪些部門有權監控哪一類數據？這都需要修改現行法律”。
節禮“變形記”
月餅促銷火爆“朋友圈”
“隱形”送禮無孔不入，網絡、手機等新媒體遭“滲透”。如今月餅促銷活動已悄然在微信朋友圈里紅紅火火搞起來了，有的承諾可上門送卡或異地提取，有的則說可開各類發票。
送實物退現金隱蔽安全
去能退貨的大商場買件奢侈品或價值不菲的小物件，將禮品及發票一起快遞送到收禮方家中，收禮方可直接拿著禮品和發票去商場退貨套現，隱蔽又安全。
公交一卡通成“渠道”
北京的公交一卡通因可不記名辦理、可以在便利店購物支付，而且最高可以充值數百元，所以有些人將其作為送禮工具，收禮方既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到退卡網點匿名退成現金。
手機話費充值簡便易行
為收禮人充上數百元話費，再短信說明，雙方不用見面，收禮人甚至無法拒絕。據新華社
■ 調查
政府團購少了 企業送禮仍存
天津市大橋道食品有限公司一位負責人稱，今年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團購月餅的情況幾乎看不到了。在安徽采蝶軒蛋糕有限公司的一家門店內，一名店員說：“現在預訂月餅的客戶主要是附近的工廠、公司等，目前還沒有事業單位之類的跟我們預訂。”
“498元買了兩盒火腿月餅，送給一個關系不錯的客戶。”昆明某私營旅游公司的楊女士說，“現在風氣好了，那些搭配紅酒、茶葉的高檔月餅禮盒不見了，不用花那么多錢，但月餅還是要送，表達一下心意。”
網上賣禮品冊 可開辦公發票
不少禮品冊在淘寶上打著“中秋送禮”的旗號熱銷，并公然打出“適合各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等進行商務活動、單位福利、個人消費和節日饋贈”等廣告，售價高達數千元。記者看到，一款售價為998元的15選1的禮品冊中，包括月餅、牛肉、紅酒等眾多選擇，近期銷量明顯上升，不少買家直接購買10本或者20本，評論中不少買家表示，基本上是以送禮為主，“可以開發票為辦公用品、禮品、勞保用品和耗材。”賣家說。 綜合新華社
■ 案例
安徽蕭縣原縣委書記毋保良10年收禮1000多次，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
排隊給縣委書記送禮 80名干部被免職
近期，安徽蕭縣80多名領導干部被免職：從縣政協主席、副主席、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副縣長等數名縣領導班子成員，到財政局長、交通局長、教育局長等十幾名縣直單位領導；全縣23個鄉鎮，近20名黨政“一把手”被免。這些干部的“落馬”都與一個人有關：原縣委書記毋保良。自2012年3月被“雙規”，毋保良案經歷了漫長的司法程序。安徽省高院最近最終裁定維持原判：對毋保良非法收受他人1900萬余元財物，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300送禮人員多為公職人員
在對毋保良的起訴書上，向其送禮的人員多達近300名，公職人員占一半以上。這些“送禮干部”又分三類：第一類是向毋保良行賄且自身亦有貪腐行為的干部，如蕭縣原公安局長單嚴法，已另案處理；第二類是曾行賄但數額不大，且能主動交代的干部；第三類干部，法院審理認為，他們為“聯絡感情、處好關系”在年節時送給毋保良“金額不大”的財物，雖不排除有謀求關照之意，但直至案發也未提出明確請托事項，故認定為“非法禮金”，但不以犯罪論處，此類款項不計入行賄數額。
蕭縣被免職的80多名干部，屬于后兩種情形，尤以第三類為多。
蕭縣“干部送禮”有四大特點：一是人數多、涉及面廣；二是多集中在過節、婚嫁，以“人情來往”為名；三是次數多、時間跨度長；四是“半公開化”，年節送禮成慣例。
送禮成“關系的證明”
法院認定，毋保良10年中收禮1000多次。現年54歲的毋保良，早年畢業于南京航空學院，后曾任安徽宿州一家酒廠負責人。1999年，毋保良受重用擔任宿州市埇橋區副區長。當時，前途看好的毋保良意外落選區委常委，據稱被評價為“不合群、威信不高”。
2003年，毋保良調任蕭縣常務副縣長，為吸取落選“教訓”，他努力和各級干部搞好關系，將吃吃喝喝、請請送送作為密切上下級關系、搞好工作、提升威信的途徑。
2007年后，毋保良先后升任蕭縣縣長、縣委書記，仕途順遂讓他嘗到了送禮的“甜頭”，以至后來認為這是一種“關系的證明”。毋保良自述，有的干部節日期間沒來送禮，他還會懷疑是不是對自己有意見，“直到這個干部節后補上禮金，我才放下心來。”
蕭縣一位曾給毋保良送禮的干部說，對當地不少干部來說，縣委書記收不收自己的禮、收多少，某種意義上已成為是否被看成“自己人”“兄弟”，是否被核心權力圈接納，乃至有沒有發展前途的象征。
“邊收邊交”以逃避責任
毋保良收禮有一大特點，即“邊收邊交”。從2006年到2012年，他先后將收受的1790萬元交存到縣招商局和縣委辦，用于公務開支。法院表示，毋保良歷年“收”和“交”的時間、金額均對不上，也未及時交到紀檢部門、廉政賬戶，而是交到便于控制的下級部門。毋保良親屬稱，“他擔心如果公開交到紀委，打破了‘潛規則’，會暗中被孤立，影響工作和個人發展。”
2012年春節前，聽聞組織上正在調查其問題，毋保良召開全縣干部廉政會，表態堅拒收禮，“結果，往年他每個春節能收幾百萬，那年只收了8萬元。”辦案人員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