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生費難以統一標準

　　韓冰所在的鎮計生辦有十幾個人，分為藥計、統計、辦證、手術、收繳計生費等幾個部門，其中有幾個人專門負責收繳計生費。

　　今年，他們收到了50萬的罰款任務，這個數字是上級部門按照前一年的平均外生數，制定的當年罰款數，“各地情況不一樣，罰款數額也不一樣。”

　　“外生認定全國也沒有統一的標準，我們是以河北省的標準為準。以女方戶口為準，農業戶口，第一個孩子是女孩的，間隔三年半，或者女方滿28周歲，就允許要第二個孩子，由村計生專干把相關資料送到鎮計生辦，然后上報市里，發給二胎證。”韓冰說，按照有關規定，如果第一個孩子是男孩的，就不允許再要第二個孩子了。

　　這種第一個孩子是男孩，還生第二個孩子的，通常被稱為“純外生”。第一個孩子是女孩，如果間隔時間不夠生第二個孩子的，就是間隔外生。“純外生罰款按照當地人均年收入的2.5倍罰款，間隔外生一般按照間隔時間差罰款。”

　　在黃溢智看來，社會撫養費收取比較混亂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沒有明確的標準，此外，征收的程序也有一定的問題，“征收過程中的自由裁量權非常大。”

　　“故意不一樣，”梁中堂說。關于“外生”國家沒辦法制定統一的標準，因為從征收社會撫養費的目的來看，是想限制和不允許生孩子。但不同的超生對象，收入又不一樣，所以不好制定統一的標準。“在這樣的情況下，計劃生育部門就因人而異，要每一個人幾乎拿不起，又不是絕對拿不起，拿起來心疼，致使你不敢生孩子的罰款。”

　　梁中堂說，如果全國有個統一的標準，那么一定有一些人可以輕易地達到這個標準，那么是否就意味著他可以任意地生孩子了，“標準不會統一。”

　　一般來說，純外生算下來要交的罰款是4.5萬元左右，但實際執行下來的數額也就1萬多一點兒，有些甚至只有七八千元。“要看找的關系硬不硬。”韓冰說，他上班這么長時間，只有一戶人家找了很硬的關系，幾萬塊最后只交3000元，“間隔外生罰不了多少錢，也就幾千塊，也有最后只交幾百塊的例子。”

　　公開資料顯示，這項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撫養費項目孕育于2000年，開始于2002年。社會撫養費的前生一是“超生罰款”，二是“計劃外生育費”。

　　2002年9月，《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簡稱《辦法》，下同)開始施行。《辦法》的第十條明確規定，社會撫養費及滯納金應當全部上繳國庫，按照國務院財政部門的規定納入地方財政預算管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截留、挪用、貪污、私分。

　　但《辦法》中同時要求各地政府保障計生工作的經費供應。這就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社會撫養費回流一個很大的空間。但是，有錢了，錢怎么用的，這在各級政府的公示欄上都沒有任何的信息顯現。吳有水、陸妙卿等十幾名律師想知道的就是這一點—錢怎么花了，花在哪里了。

　　顯然，從目前各省市的回復看，吳有水現在都還沒有得到想要的信息。

　　韓冰說，每次開會，他都會和其他鄉鎮的同行溝通，讓他吃驚的是，一些鄉鎮一年的外生數才三四個，有些鄉鎮甚至是零，“考核分數可能高，但也沒有錢啊。”

　　按照韓冰的說法，各地對計生費的征收積極性很高，是因為“有利益牽扯”。大多數鄉鎮年底的開支就靠這筆錢了，比如每個人的獎金，比如一些重要關系的維護等。韓冰說，除了大家都有的，計生人員還有單獨的獎金，“因為這筆錢是我們收上來的。”

　　他給時代周報記者算了一筆賬，整個鄉鎮到年底會發幾千塊的獎金。計生人員一個月幾百塊的補助，年底也會統一兌現。此外，計生部門還會給本部門的人一人再發一千多，除了這些錢，在計生部門的幾個核心人物，還會額外地再發幾百塊錢。

　　收費如同拉鋸戰

　　在吳有水的調查中，收錢不給發票，上面下指標任務，按比例返還費用等現象比比皆是，“返還比例最多的甚至100%，80%給鄉鎮，20%給縣里。”

　　對此，韓冰有些異議，“現在收費不給發票的現象少多了。”他說，1994年之前，收費確實沒有發票。就是計生干部或者計生專干把錢交到當地的計生辦。90年代中期以后，就開始有發票了，也就是那時候社會撫養費進入了國家財政當中。“不過確實有私下收錢后，讓村民少交罰款的現象存在。”

　　韓冰所在的鄉鎮下屬有30多個行政村，這些行政村各設有一名計生專干。一個市，差不多有幾百個這樣的行政村。每個月有固定的一天，計生專干要到鄉鎮計生辦上報本月本村育齡婦女的生產、懷孕等情況，同時要替一些村民辦理一胎證、二胎證等證明。韓冰說，其實就是準生證，只有辦理了準生證醫院才給開醫學出生證明，也只有拿著醫學出生證明才能到派出所上戶口。“這些都是環環相扣的。”

　　計生專干要正常務農，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他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村里轉轉，看看誰家的媳婦懷孕了，看看是不是屬于超生。畢竟一個村沒有多大，村里有個大小事情，很快就會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很多的時候，計生專干會來替村民說情，讓計生辦罰款的時候能減免一些費用，“我們表面上說是給他這個面子，但實際上還是找到能說上話的人比較管用。”

　　但因為基層計生工作主要依靠的就是計生專干，所以即使計生專干說情能夠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但韓冰和同事們通常會給計生專干一個感覺，那就是讓他們覺得自己說話確實挺管用的。

　　韓冰舉例說，比如外生費按照人均收入算下來一個要罰四萬五，因為有計生專干說情，那就罰兩萬吧。“其實我們都知道，不可能罰那么多，這樣的話，不如把面子賣給他。”

　　外生費的收取遠比想象中的困難，收費是一個拉鋸的過程。韓冰回憶，他經歷過的收費，最快的一個月，最慢的甚至拖了好幾年。“還有村民會先給你3000元，然后就拖著，等再來催的時候，再交2000元。催我，就交點兒，不催也就這么過去了。”

　　但其實這筆罰款早晚都得交，最后實在不交的，可以去申請法院強制執行。韓冰說，現在每家每戶都會有點存款，或者有拖拉機、小面包車等可以變賣的農業生產資料。

　　不少基層鄉鎮的計生工作人員和吳有水抱怨自己的工作壓力很大，指標、征收等各種問題一直困擾著他們，“他們說目前征收社會撫養費的難度很大，村民的抵觸情緒很大，我想一個法律法規受到如此的爭議，那可以說這并不是一部好的法律。”

　　實際情況是，為了卡外生，能讓罰款順利到位，每個計生辦都會想盡各種辦法，韓冰的做法是和派出所的戶籍科協同，沒有計生辦的章不允許上戶口。

　　除了收取外生費，鄉鎮計生辦還要應付上級領導部門的各種檢查。每次檢查的時候鄉鎮計生辦都會提前收到一個通知，但上面只寫有檢查的時間，不會提會去哪個村。韓冰說，有時候是市里的檢查，有時候是省里的檢查，這時候他們也是全體總動員。

　　“這樣的檢查一般要入村入戶，比如檢查人員一個村就會找人問，張三家是不是兩個孩子啊，李四家是不是一個孩子，男孩還是女孩，是哪一年生的。”

　　韓冰對此不得不提前準備，因為“省里的檢查不是走走過場”。

　　(文中韓冰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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