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我也想過再生一個女兒，但綜合考慮下來，還是不敢再生了”。廣州30歲的王小姐符合“單獨兩孩”政策，夫妻二人都是普通工薪族，目前與公婆同住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由公婆幫忙照顧3歲的兒子。家庭每月的主要支出除了房貸就是兒子的各種花銷。“如果再生一個，休完產假又要重新適應工作，兩三年內都不可能全身心投入工作”，除了經濟上的壓力，她也面臨著時間和職業的考慮，她更大的擔心是難有時間陪伴和教育好兩個孩子，所以最終決定放棄生第二孩。
類似王小姐這種狀況，在單獨家庭中為數不少。算完經濟賬，再算時間成本、精力成本，很多人在是否生“二孩”的問題上，望而卻步。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由此，嚴格實施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迎來一個“歷史性的轉向”。緊接著的新一輪機構改革中，國家計生委撤并到國家衛生部，成立國家衛生和計生委。
“單獨兩孩”政策實施至今已將近一年，全國各地按照新政降生的“二孩寶寶”也越來越多。不過，根據全國多地反饋的數據，與新政出臺前的“謹慎”相比，公眾對生第二個孩子的反應，卻未如預期中的“熱烈”。有地方衛計委的官員坦言，提出再生育申請的單獨夫婦，比預期的要少很多。
目前，除西藏、新疆兩個本來人口政策就較為寬松的自治區外，其他29個省(區、市)都已依法啟動實施了單獨兩孩政策。按之前官方的預測，全國符合單獨兩孩政策的夫婦約有1100萬對，政策調整后，預計每年多出生約200萬人。
7月10日，據國家衛計委計生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透露，截至5月31日，全國提出再生育申請的單獨夫婦共有27.16萬對，已批準的有24.13萬對。也就是說，提出再生育申請的單獨夫婦，僅占符合條件的2.5%。單獨兩孩落地的第一年，明顯“遇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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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出生人口比申請數量更低？
今年1月17日，浙江在全國率先實施單獨兩孩政策。除西藏、新疆外，作為戶籍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則于今年5月底最晚放開。
實施新政的5個月，浙江衛計委公布數據，全省單獨夫婦再生育申請受理4.73萬例，已審批4.31萬例，全省單獨夫婦已再生育的2444人，目前在孕年底前出生為1.66萬人。預計全年單獨夫婦再生育的出生人數為2萬左右。
然而，根據該省“單獨兩孩”實施前的預測，2014年實施單獨兩孩政策后，全省第二孩出生數量前5年分別約為8萬、10萬、11萬、11萬、10萬人，此后近10年基本穩定在8萬人左右。即使剔除部分夫婦年齡較大無法生育，以及浙江約30%符合條件的家庭自愿放棄生育二孩等因素，前5年出生數量總數也應約為35萬人。
也就是說，2萬這個數字，只是預期估算的四分之一。
7月10日，浙江省衛計委副主任王國敬在國家衛計委新聞發布會上坦言，“今年實際出生人口數要比我們預計的少很多。”
湖北情況類似，該省衛計委主任楊云彥透露，截至5月31日，湖北省統計符合條件的單獨兩孩家庭62.94萬個，申請二孩生育10958人，僅占1.74%，預測可能出現的生育潛能大釋放和生育堆積現象都未出現。
江蘇原估計實施單獨兩孩后，每年出生11萬-18萬人。不過，從實施5個多月看，江蘇有3萬多個符合政策的單獨家庭申請了二孩生育證，不足當初預計的三分之一。
根據福建衛計委的統計數據，福建符合單獨兩孩的夫婦約有12萬對，從今年3月31日實施單獨兩孩至8月底，福建申請單獨兩孩生育證的夫婦17811對，占符合條件人數的15%。
安徽省符合單獨兩孩政策的目標人群有31.75萬，調查顯示，愿意再生育一孩的育齡夫婦的比例為60 .21%，為19萬左右。在政策實施前，安徽預測今年將發放4萬至5萬張“單獨兩孩”生育證。不過截至6月底，全省僅發放生育證1.45萬張，預計今年只能發放預計數量的六成左右。
遼寧有育齡“單獨家庭”82萬左右，其中有生育意向的約為45萬。自3月27日實施“單獨兩孩”生育政策以來至6月30日，全省申請生育“單獨兩孩”的有7356人，批準7155人，預計將遠低于此前測算的每年生育10萬人的數量。
作為直轄市的天津，在今年2月正式實施單獨兩孩，預計常住人口出生在13.5萬左右。截至7月4日，共受理單獨兩孩生育申請21615例，其中已審批通過20860例，根據數據監測，受理量已呈緩慢下降并逐步趨于平穩。比如天津第一個月受理申請1萬多例，第二個月近6000例，但到了第5個月，下降到1350例。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申請了二孩準生證的夫婦都會付諸行動，或是由于生育能力的限制，尚不能實現二孩的愿望，因此實際出生人口可能比申請數量還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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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單獨兩孩”未如預期“火爆”？
從上述數據看，單獨兩孩政策似乎沒有引起大的人口劇增，為何單獨兩孩未如預期“火爆”？
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表示，絕大多數省份，新政實施時間尚短。而一對夫婦從決策到準備懷孕，到實際懷孕，需要一個過程。同時，由于目前政策較為靈活，只要在孩子落地前，隨時都可以申請準生證。因此，不排除一部分打算生二孩的夫婦仍未申請。因此，和預期相差有多遠，還要再進行觀察。
翟振武表示，政策落地的當年基本不會出現生育高峰，因為需要一定的準備期。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透露，在此次實施單獨兩孩政策時，按照原定計劃，是希望在1年到1年半時間內，全國各省份能根據實際，錯開落地。但實際情況，目前除了新疆、西藏外，基本在上半年全部落地，“相當于是集中放開了”。
原新介紹，按照原來測算，從2015年算起，實施單獨兩孩可能比現行生育政策下多生800萬，平均每年約200萬。根據他掌握的最新數據，目前全國申請的約有70萬，因此第一年新增人口100萬還是比較接近預期。
“目前比較急的都是年齡偏大的婦女，年輕的夫婦可能還不著急。因為以后生育政策還會逐步調整和完善，未來肯定比現在更加寬松。有這樣的政策預期，大家想生孩子也不用急著去搶了”。
原因之二是隨著生育成本、就業壓力以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今后生育孩子更多考慮的是經濟社會以及個人生活方式的選擇，“很多人都不愿意多生”，政策限制逐漸成為次要因素。
老人的觀念也發生了轉變，“越來越多的老人也在追求更好的晚年生活”。原新以其在天津遇到的情況舉例：一般來說，老人退休后幫忙帶小孩，第一個孩子帶到5、6歲，老人年齡都在60-66歲之間，若再帶大一個，年齡進入65-72歲，很難再有自己的時間。
“對一個家庭來說，生一個孩子是非常重大的事情，29個省份落地到現在，要給一個時間段進行觀察”，原新指出，至少應該在明年年底才能大致有個判斷。比如大部分省份都集中在今年第二季度才放開，可能單獨家庭決策、準備幾個月，到今年7、8月懷孕，等到明年上半年才會出生，“現在還言之尚早”。
原新估計，單獨兩孩帶來的生育高峰可能會在2015年或者2016年才會出現，“一般來說，生育累積勢能在3年左右差不多釋放完，然后步入常態”。
此前，楊文莊透露，國家衛計委之前也做了預測，對政策實施以后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甚至更長時間出生的大體幅度都有一個預測，受各種因素影響，可能第一年不一定多。
然而，也有一部分學者并非如此樂觀。預計的“嬰兒潮”沒有出現，他們擔憂的是放開二孩的步子走得太慢，而錯失最佳的“二孩紅利”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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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已掉進“超低生育率陷阱”？
鑒于我國面臨長期生育率超低、老齡化加快、勞動力人口出現下滑以及性別比嚴重失調等人口形勢，調整和完善生育政策已成為共識。但采取何種方式，卻一直有不同爭議。
據計生系統的人士透露，在提出調整和完善生育政策之初，就有不同的觀點，一部分認為應該堅持現有的生育政策不變，一部分提出逐步放開二孩，第三種觀點則提出應該立即全面放開二孩。綜合考慮下，最終選擇的是逐步調整的策略。
實際上，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制定雙獨兩孩政策，2011年河南最后一個通過雙獨兩孩，實踐證明，由此申請再生育的夫婦和出生人口都有限。1984年前后，天津、遼寧、上海、江蘇、安徽等地實施了農村單獨兩孩政策。2002年《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實施前后，吉林、福建在修訂地方性法規時，作出農村單獨兩孩政策的規定。
專家指出，從“雙獨兩孩”到“單獨兩孩”，再到全面放開兩孩，必然是一個方向。
官方數據認為，全國符合單獨兩孩政策的夫婦有1100萬對。2013年8～9月，國家衛生計生委在全國29個省、區、市(除西藏、新疆)調查了常住人口20～44歲已婚育齡人群的生育意愿，結果顯示，已育1個孩子的單獨夫婦中有60 .8%的人想要生育第2個孩子，但即便如此，單獨兩孩帶來的出生人口增量不算大。
根據翟振武的測算，獨生子女家庭約為1.4億-1.5億左右，如果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假設有6-7成有生育意愿，大概有8000萬到9000萬的孩子將會在四到五年內出生，平均每年多出生2000萬人口，加上在原來政策下，每年出生約1600萬，可能會造成嬰兒潮，對醫療、教育等造成沖擊。他認為“立即全面放開二孩的政策，目前還不成熟”。
楊文莊也曾表示，如果現在普遍實施二孩政策會使生育水平有一個很大的反彈。
但與官方的審慎不同，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指出，從政策出臺后各地沒有做出熱烈回應的情況看，中國已經掉進了超低生育率陷阱。由于生育意愿的降低，即便政策放開，生育率反彈的可能性也很小。
他指出，傳統的“人口負擔論”、“人口壓力論”根深蒂固，長期主導著對中國人口問題的判斷和治理，如果不轉變這種觀念，“搶抓”二孩紅利，很可能等到全面放開，也沒有多少年輕家庭愿意生了。
“現在中國要擔憂的是生育率繼續低迷，而不是生育率的反彈”，穆光宗認為即便全面放開二孩，實際生育率也很可能低于1.5，而國際上通常認為總和生育率2.1才能達到世代更替水平。
不少學者持相同觀點，呼吁應盡快全面放開兩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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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和部門利益阻礙實施“全面兩孩”？
有觀點指出，之所以沒有推出更為徹底的政策，不僅是擔心出現嬰兒潮，導致教育、醫療等資源無法承受，另一原因是有部門利益的影響。傳統的計劃生育體制已經形成了最大的權力尋租的機制，不光是征收社會撫養費，而且出生控制、計劃生育已經成了“飯碗”和“事業”，阻力也可能來自地方尤其一些傳統的人口大省擔心人口反彈。
根據24個省份的公開資料，2012年的社會撫養費征繳總額超過200億。盡管根據《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社會撫養費由縣級人民政府計劃生育部門或者委托鄉鎮人民政府和街道辦處征收，全部上繳國庫，按照國務院財政部門規定納入地方財政預算管理，收入和支出不掛鉤。然而，國家審計署的審計報告顯示，2009年至2012年5月間，重慶、甘肅、云南、四川、陜西、江西、湖南、湖北、河北9省市45個縣共計收取社會撫養費28 .12億元。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混亂，漏征、擅自挪用、截留款項等情況已是普遍現象。45個縣向征收單位和計生部門違規撥付的社會撫養費，總金額約16億元。
今年7月，國家衛計委印發《加強計劃生育基層基礎工作的指導意見》，要求規范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嚴格執行“收支兩條線”，做好信息公開，接受社會監督。原新對南都記者指出，實際上，嚴格執行收支兩條線，就不存在計生部門“提成”的問題。
在各地陸續啟動實施單獨兩孩政策后，國家衛計委曾對北京、江蘇、浙江、安徽、江西、陜西、內蒙古、廣西、天津等9省區市進行調研。同時提出，要研究設置人口預警線，探索建立重大經濟社會政策人口影響評估機制。衛計委相關官員也曾表態稱，未來將針對全面放開二孩進行調研。
那么，假如單獨兩孩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會否加快全面兩孩的放開？
多名專家指出，鑒于現在中國人口形勢的轉變，全面放開二孩是一個必然的方向。楊文莊也公開表示，盡管什么時候全面放開二孩，還沒有具體時間表。但隨著人口發展態勢、經濟社會發展的變化等，中央對人口發展、生育政策會繼續作出調整。
原新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表示，由于不同專家的測算數據差距很大，對什么時候會全面放開二孩，目前還沒有達成共識，但單獨兩孩的落地效果將成為制定決策的重要參考。
采寫：南都記者 龍玉琴 實習生 季欣悅 張健 發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