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民主專政不可須臾離開
2014年10月11日 11:31:44
來源：《紅旗文稿》2014/19 作者：梁 柱
新中國誕生前夕，毛澤東就明確指出，人民民主專政“對于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須臾離開的東西。這是一個好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干凈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502頁)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也指出，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雖然他們針對的情況有別，但講的是同一個思想，同一個道理。之所以如此強調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性，是因為它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是人民當家作主這一歷史地位變化的標志和保證，所以它“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
一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強調指出：“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0頁)這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性任務及其長期奮斗的歷史經驗，都是為了中國人民翻身解放事業，都是為了建立能夠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這就是我們成功運用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所要爭取達到的一個重要目的。所以說，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革命經驗的集中體現，是中國革命成果的結晶。
“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這是大家熟知的列寧的至理名言。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推翻嚴重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和摧殘人民幸福生活的反動政權，建立人民革命的新政權，作為自己直接的奮斗目標。但是，哪些階級將成為新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或參加者，而哪些階級將成為新政權的專政對象，則需要通過革命實踐的考察和探索。毛澤東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是在我國人民長期革命斗爭的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中國化的豐碩成果，是中國人民革命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人民民主專政是解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由于人民民主專政已經擔負起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因此，它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就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奠定了理論基礎。
人民民主專政體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所謂國體，是指社會各個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即一個國家領導權屬于哪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又聯合哪些階級，對哪些階級實行專政。不同階級專政的國家，形成不同的國體。所以，毛澤東說的“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就是新中國的國體。在這里，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掌握國家的領導權，是人民民主專政的不可動搖的基本原則。列寧指出，只有當一個階級知道它是獨自奪取政權而不用什么“全民的……”政權這類空話來自欺欺人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才有意義。近代中國經過長期的選擇和檢驗，只有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才能擔負起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歷史使命。毛澤東指出，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最大公無私，最富于革命的徹底性。整個革命歷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了。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嶄新的事業，是引導人民走上共同富裕并獲得全面發展的唯一康莊大道，而社會主義是自覺的行動，只有工人階級的領導才有可能實現并取得勝利。同時，也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夠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才有能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去完成民族復興的任務。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加強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是統一的，它既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保證，又是帶領人民群眾實現自身利益的領導力量，所以，共產黨的領導是人民民主專政不可動搖的基本原則。
人民民主專政是一種完全新型的國體，這種新型主要體現在是代表絕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統治。除了社會主義國家，歷史上所存在的國家政權，都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但他們都不敢面對這種階級統治的實質，而是用種種謊言加以粉飾。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里，他們是用“君權神授”、“受命于天”這一套封建迷信的說法，來掩蓋其皇權專制制度；在資本主義社會，則是用民主、自由一套說教宣揚其“全民的性質”、“普世的價值”，來掩蓋其資產階級專政的實質。人類社會自從私有制和國家出現以來，進步人類就希望改變這種少數人對多數人剝削、壓迫的不合理狀況，為此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和斗爭。歷史上綿延不斷的農民戰爭就反映了這種情況，但由于農民階級的局限性，不可能提出科學理論，不可能正確地預見未來并制定出正確的斗爭策略，其結果，不是因勝利而驕傲迅速走向失敗，就是起了改朝換代的作用。而只有獲得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指導的無產階級運動，才真正實現了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所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保證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使絕大多數人獲得做人的權利和真正的民主權利，這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果，也蘊含了人類對未來合理社會的憧憬和追求有了現實的實現途徑，這是值得一切正直的人們珍惜的。
事實表明，我國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具有最廣泛的群眾基礎。毛澤東曾強調指出，中國革命所建立的政權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政權。所謂人民大眾，是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而以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為主體。這就是說，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存在著兩個聯盟。新中國成立初期，一個是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聯盟，主要是工農聯盟；一個是工人階級和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勞動人民的聯盟，主要是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仍然存在著兩個聯盟，一個是工農知識分子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的聯盟；一個是工農知識分子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與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聯盟。這表明，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基礎是十分廣泛的，廣大人民享有法定的民主權利。所以，社會主義民主越發展、越完善，我們政權的基礎就會越鞏固。當然，為了保證人民的民主權利，為了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不斷加強專政的工具。對社會主義的敵對分子、破壞分子的專政是強制性的，但在我們這樣人民民主的國家，在實行專政的過程中，又包含教育與改造的過程，爭取把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改造成為新人。人民的范圍會越來越擴大，專政對象的范圍會越來越縮小，這將是我們這樣國家發展的趨勢，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所在。
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莊嚴地載入了人民共和國的憲法，這是全國人民團結的基礎，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幸福的保證，是決不允許任何人違背和踐踏的。
二
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在指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事業中，依然旗幟鮮明地強調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必要性。他指出：“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頁)他在提出包括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在內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時候，特別強調，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的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時期內肯定弱于資本主義，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在四個堅持中，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條不低于其他三條。他還從堅持黨的領導的角度，深刻闡明了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性，他說，四個堅持集中表現在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個優越性。沒有人民民主專政，黨的領導怎么實現啊？這些論述，對于我們清醒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在鄧小平看來，要保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正確方向，關鍵在于要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在改革開放之初，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否定黨的領導，否定人民民主專政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對此，鄧小平在1979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明確指出：“每個共產黨員，更不必說每個黨的思想理論工作者，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后來他進一步指出，我這個講話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沒有什么見不得人的地方，這個問題可以敞開來說。這就是說，現在更要亮明自己的旗幟，這是因為：“現在經濟發展這么快，沒有四個堅持，究竟會是個什么局面？”同時，“提出四個堅持，以后怎么做，還有文章，還有一大堆的事情，還有沒有理清楚的東西。”(《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3頁)這就是說，我們既要始終不渝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善于結合新的情況更好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所以，鄧小平后來進一步提出“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的重要思想，也就是說，它是關系到我們國家的指導思想、領導力量、社會制度和國體，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動搖的整體，是我們的立國之本，是人民共和國真正的“國之四維”。
對于當時資產階級自由化所要求的改革和現代化，鄧小平明確指出，他們要求的改革是資本主義的改革，他們要求的現代化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必須始終堅持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但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并沒有因此而止息，他們利用經濟體制改革之機，企圖把市場取向導向私有化；企圖利用政治體制改革，反對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反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要求搬用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對這樣根本原則問題，鄧小平一如既往，給予密切關注和回答。
鄧小平明確指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就在四個堅持”，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明了正確方向。有的人要求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刪去社會主義這個關鍵詞，只提市場經濟，把我國的市場經濟同西方的市場經濟完全等同起來。鄧小平堅決拒絕了這種錯誤意見，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提了出來，這就從根本上區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市場經濟。我們并不否認作為市場經濟是有共同點的，這主要是資源的配置都是通過市場實現的，但我們所要建立的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的，是有質的不同。具體地說，這種優越性應當表現在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自覺地運用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這兩手，對國家經濟生活進行必要的、恰當的調控。前者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既是國家建設與發展、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并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也是使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從而保證市場經濟的運行有利于社會主義，而不是有利于資本主義；而后者，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也學會了運用計劃，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更應自覺運用和處理好“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的關系。這就是鄧小平一直強調的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都要加以運用，即使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情況下，也要自覺運用國家的宏觀調控。這些年來，我國自然災害頻仍，如果沒有國家宏觀調控，要戰勝自然災害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就在四個堅持”的論斷，對于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和運行具有方向性的重大現實意義。
鄧小平進一步指明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決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在新時期，鄧小平一貫強調，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既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又要符合中國的具體國情。決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謂的民主，不能搬用他們的三權鼎立，不能搬用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而要搞社會主義民主。這樣才能保持自己的優勢，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毛病和弊端。他在晚年又進一步重申了這個觀點，他說，在宣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時，我就說過，不贊成美國式的民主。我當面對布什以及其他美國人多次講，我們不會學美國。我們不贊成西方民主，但是我們確實也要民主，要社會主義民主。這在當時和今天都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改革開放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實質上就是要求中國“西化”，集中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力圖把政治體制改革引導到照搬美國模式的邪路上去。近年來甚囂塵上的所謂憲政民主的主張，其實際內容就是要求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制度，要求把我國憲法修改成為美國那樣的憲法。這顯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不但民國初年搞的多黨制、國會制成為一出歷史鬧劇，而且就是后來國民政府搞的五權分立，也沒能夠阻止蔣介石的個人獨裁。所以，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必須堅持體現人民民主專政國體的民主集中制的政體原則，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
包括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在內的四項基本原則，已成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重要內容，它對于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所要求的正確發展方向、穩定的政治局面和有效地調動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起了重要的保證作用。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語重心長地指出，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這對我們是極其重要的政治交代。
三
當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確立之后，周恩來提出“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的重要思想，正確反映了社會主義社會的需要。社會主義社會所以專政還要繼續，不僅因為外部還存在敵視社會主義中國的勢力，而且也同國內還存在一定范圍的階級斗爭緊密相關。這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也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
今天，一些人否定人民民主專政的必要性，往往是同否認社會主義社會一定范圍的階級斗爭的存在相聯系的，或者說，一些人是通過否定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用來企圖改變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這是值得我們重視并加以辨析的。
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是無產階級政黨的看家本領。我們過去正是依據這一理論進行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并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今天我們也同樣要依據這一理論去實現從有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的過渡，最終達到大同世界的目的。對無產階級政黨來說，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是不能丟棄或否定的。我們并不否認，過去我們在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作為完整的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的情況下，繼續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也干擾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重點轉移，這是值得我們吸取的歷史教訓。但不能因此否定，在社會主義社會一定范圍的階級斗爭還將長期存在，在一定條件下還有激化的可能，如果看不到這一點，我們同樣會犯歷史性的錯誤。現在有些人一聽說階級斗爭、階級分析，就會神經質般的跳起來，斥之為又搞階級斗爭搞擴大化；把一定范圍的階級斗爭等同于階級斗爭擴大化，這在歷史和邏輯上來說都是錯誤的。鄧小平的一個重大歷史功績，是帶領我們黨果斷地停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實現了黨的工作重心的轉變，但他在論述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時候，就批駁了上述錯誤觀點。他具體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一定范圍的階級斗爭的基本特點，他認為，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新剝削分子，并且這種現象在長時期內不可能完全消滅。他指出，同他們的斗爭不同于過去歷史上的階級對階級的斗爭，因為他們不可能形成一個公開的完整的階級，但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或者說是歷史上的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他強調，對于這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分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這種專政是國內斗爭，有些同時也是國際斗爭，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分的。在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形勢和特點深刻認識的基礎上，鄧小平強調指出，在階級斗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的專政職能的消亡，不可能設想常備軍、公安機關、法庭、監獄等等的消亡。它們的存在同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們的正確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礙而是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化。在這里，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形勢和特點、民主和專政關系的深刻論述，對我們今天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上述表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并不輸理；如果放棄了，淡忘了，那就會真正輸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