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希望和未來在中國

　　——談談中國式民主與美國式民主(下)

　　編者按：

　　9月5日，本報刊發了復旦大學蘇長和教授的 。今天我們發表該文的下篇，就這一問題展開進一步探討，以饗讀者。

　　五、“選”與“舉”： 中美選舉制度差異

　　中美兩國都有自己的選舉制度，有同有異。

　　理論上，美國許多非法移民還沒有公民權，他們有點像現代社會中的奴隸。中國一些學者盲目炒作西方政治學中的“公民”概念，是因為未能理解西方的“國民”和“公民”概念史。在西方，所以存在國民和公民的區別，是因為西方社會內部始終存在一個隱蔽的“殖民地”地帶，也即不是所有的國民都能享受公民的政治權利的現象，例如美歐的海外領地、黑人和非法移民等。這個問題要是擺在國籍法的歷史下看就會很清楚。英美的國籍法長期將國民分成三六九等，不是所有的國民都是公民，只有公民才享受完全的政治權利，所以頻繁存在爭取公民權的運動。

　　而新中國的國籍實踐和《國籍法》，國民和公民的概念是互用的，根本不存在國民和公民的區別。國家是人民的，人民怎么還會分三六九等呢？怎么還有過去英國國籍法說的臣民呢？所以，中國民主政治的土壤與美英不一樣。

　　由此觀之，就選舉而言，美國民主政治還沒有在其所有國民中做到一人一票，不斷存在擴容的壓力，因為一些人只是國民而不是公民。這與西方的政治史有關，西方政治史中始終存在一個內外關系緊張，其政治史經常假設只有文明的西方人才配擁有政治權利。

　　同時，看美國的選舉制度，要將選和舉分開看。大家看到更多的是海選，或者媒體刻意為大家展示的熱鬧的海選，但“海選”只是表面，實質是“內舉”，表現為提名制。

　　美國是個重精英的差序社會，美國也重視籠絡和收買人才，這點必須要承認。美國的選舉給人感覺是全民持股，每個人都有投票權，人人都很重要，人人也都不很重要，真的在開董事會的時候，一個普通的小股民根本是沒有能力左右董事會的。相反，分散的小股民卻極容易被操縱。

　　選舉關鍵在“舉”，美國兩黨全國黨代會推選出候選人是最關鍵，也是最容易被少數人操縱的，真正到后面全國性大選的時候，選民只能在兩個中選一個了。美國投票率下降，體現了選民對這種選舉程序的厭惡和疲勞。

　　此外，美國國家機構中很多關鍵崗位不是選出來的，老百姓根本沾不上邊，而是直接舉出來的，如關鍵的政務官、大法官、美聯儲主席等，都是背后妥協直接提名內舉的。所以，美國的“舉”有很大的封閉性。美國民主政治教科書和外人常以為美國政治系統很開放，其實那是表面，美國政治系統其實也有很封閉的一面，核心職位不對圈外人開放，常常是落后的家族制與世襲制。

　　中美兩國的選舉制度都有競爭性的特點。中國人理解的選舉，是不論出身，將出類拔萃者層層選拔出來，擔任合適的崗位，個中強調的是“競德競能”，“德”是為人民服務，“能”是有勝任崗位的能力；美國的選舉強調“競錢競德競能”，錢不用說了，“德”是符合大資本家的統治，所以美國第一流私立大學培養的學生格外重視“德才兼備，以德為先”。

　　中國選舉制度是在一個開放系統中選拔。中國官員任職有年齡限制，美國官員任職沒有年齡限制，最近提名任命的駐華大使鮑卡斯，我一看他年齡，按照中國選舉的開放標準，根本就沒有機會再做大使了。年齡限制是個硬杠杠，保持了人才體系的活力和開放性，為他人提供了更大的空間。中國的選舉制度與傳統社會選賢任能的科舉制有一定的連續性。所以，晚清時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曾將中國科舉制視為最民主的制度，并不為奇。丁韙良生活的時代，正是美國政黨分肥最明目張膽的時期。

　　許多發展中國家只看到美國選舉制度表面的選，學回去以后搞無序選舉，最后導致社會政治動蕩，也就是西式民主進口以后給當地帶來災難。西方對外的民主教科書把是否海選作為民主政治的重要標準，主觀上也誤導其他國家政治“精英”。中國大陸的聰明和智慧，恰恰在于看穿了西式民主選舉制度的缺陷，堅決拒絕這種亂選。按照中國選舉制度標準，那一套恰恰違背治國理政的基本政治常識。

　　六、中美民主政治下的責任

　　(1)公道政府的責任與 私道政府的責任自動豁免機制

　　人們一般認為美國是小政府大社會，其實這個說法是誤讀，美國也是大政府、強政府。這點從美國政府預算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就能看出來，這么大的開支怎么說它是小政府呢？美國政府廣義上講是一分為多，表面上看政府很小，但是隱蔽在后面的政府很大，經常是強勢政府。

　　二戰后隨著美國對外擴張，政府權力之高大一直居高不下。但美國也是一個找不到人負責的國度，老百姓關鍵時候找不到當家的，兩黨政治輪流執政可以將責任推卸，官員辭職很頻繁，扔下一個爛攤子走人。不僅在國內，在國外把一個小國搞亂了以后撒手走人的例子也很多。這是兩黨輪流執政導致的責任自動豁免機制。金融危機后人們找不到負責的人。美國槍擊案事件中人們也找不到責任人，人們只能將矛頭轉移去怨槍支協會，老百姓有冤無處申。你可以說這是其政治設計巧妙的地方，但也可以說是其政治設計欺騙性的地方。

　　而在中國，有事找政府，雖然有時也會出現無人負責、互相推諉的現象，但不管怎樣，政府為百姓解決問題的意愿和能力很強。美國政治學和公共管理中最近冒出一個詞叫“回應性政府”，國內也借過來了。要說“回應性政府”，中國人認為這是政府的天職，是不言而喻的，用不著造這個詞來概述政府，所以真正的回應性政府在中國。

　　因此，責任觀的不同，導致政府和人民一個是“魚水關系”，一個是“油水關系”。

　　“找政府”、“找公家”，是中國老百姓政治生活中的典型思維方式。這與中國政府是公道政府有關。中國一旦出現槍擊案，老百姓首先埋怨執法不力，守土不盡責，政府迅速作出回應。美國不會怪警察，但會推卸給槍支協會。在中國，政府和人民是一家的。設想有一天，老百姓什么事都不找政府、不找公家了，那時的中國社會會是什么樣呢？那時的老百姓會怎么樣？至少我覺得那是冷冰冰的社會。

　　在中國，許多事情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法分開，也分不開。個人、社會、政黨、國家緊密地糾纏在一起，是個命運共同體，用俗話說是“斬不斷、理還亂”。這使得中國政府一直在想辦法幫助老百姓解決問題。政府這種責任意識在于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和人民是一家的。而美國斬得斷、理得清，所謂“是上帝的給上帝，是政府的給政府”，人民對政府也沒有太多感情。

　　比如，卡特琳娜颶風來的時候，美國的官員卻跑去度假了，這要在中國，絕對會被就地免職；而當奧巴馬的醫保法案在利益博弈中走向難產時，中國政府卻持續在做訪貧問苦、公共政策托底、社會救助、促進就業的工作——在中國，這不需要博弈，這是政府的天職，也是執政黨的天職。

　　(2)追責制度與責任的隔代轉移

　　美國當然也有追責制度。但在美國談論責任追究時，經常會出現一種怪象：在你要責怪民主黨的時候，執政的是共和黨，在你責怪共和黨的時候，執政的是民主黨。美國的這種責任自動豁免或者隔代轉移的制度設計很巧妙，也很具有欺騙性。但是它有一個致命的后果，就是代價向后代的累積。我們看其債務危機，實際上也是這個邏輯的結果。

　　有人說，美國政治設計中這么多巧妙的治理“智慧”為什么我們不學呢？我要反問的是，為什么我們要學呢？它的移花接木玩魔術似的欺騙性，我們是不是要學呢？我覺得不能學。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講的是“正”和“公”兩個字，政不正，政不公，很危險。我們的政治是人民的政治，學這些東西欺騙人民，偏離了共產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指導思想。而且中國老百姓都很聰明精明，一眼就能看穿美國政治設計的欺騙性：“別和我來虛的。”設想一下，如果中國老百姓生活在美國的民主制度下，中國老百姓可能早就造這個制度的反了。

　　責任上的差異，也導致中美對腐敗和反腐敗理解的不同。如果一個社會的法律都規定賣淫販毒合法化了，一個社會怎么可能有賣淫販毒罪呢？腐敗也一樣，如果一些腐敗行為合法了，怎么可能有腐敗和反腐敗呢？美國的“旋轉門”政治和“內舉”制度將腐敗隱性地合法化了，許多腐敗都符合法律程序。

　　七、民主政治下的科學決策

　　科學決策是任何民主制度都需要解決的問題，由此也產生好民主與壞民主。好的民主政治一是有能力和動力解決問題，這是“立”，二是有能力和動力發現問題，這是“預”。

　　中國民主政治下的決策表現為廣泛聽取不同意見，在協商包容中集中；在美國，執政者可以不聽取也沒有必要聽取不同意見，只聽不取的現象很多，兩黨政綱政策不一，使其更難包容異見，經常排斥異見。中國是在包容、擴容中求統一，美國是在對立對抗中求統一。兩黨政治的現實會將不同意見放大，并且通過放大不同意見來強化身份和陣營，只有走極端才能確立自己的身份。

　　這很容易強化社會對抗。美國兩黨在20世紀一度都在向中間政策靠攏，以克服對抗式決策的弊端，但現在對抗性現象又出現了，這就是當今美國的政治僵局，以致美國一些人開始討論美國政治制度改革問題。對立思維或者兩黨制下邏輯上是最不能包容不同意見的，一黨制下特別是公道政黨和政府下更能夠包容、相容、擴容。

　　迷信西式民主的人認為中國民主政治沒有糾錯機制，這也是誤解。協商、信訪、集體學習、巡視、調研、到群眾中去等，都是保證中國民主政治下科學決策的制度性依據。有人將其概括為“中國式的縱向民主”。比較下來，倒是美國民主政治下的糾錯機制經常失靈，美國政府和國會要糾華爾街的錯就做不到。

　　八、民主政治與外交

　　國內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同，導致中美兩國外交邏輯的不同。西方有股理論認為西式民主制度不對外戰爭，這理論連他們自己都越來越不信；還有種理論說美國民主制使其更遵守國際規則，中國民主制不遵守規則。這在邏輯和經驗上都站不住腳。按照中國民主政治標準來比較，西式民主政治制度設計更容易導致對外專制性干涉和戰爭，中國的民主政治是和平發展的民主政治。這個問題怎么比較？其實看看核心指標“對外專制性干涉”就清楚了。

　　中國在其現代化道路中沒有加害于人，美國在其現代化道路中加害于人地方太多。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崛起不會有來自外部的思想和精神負擔，而美國衰落必定產生很大的來自外部世界的思想包袱。外交道路的不同，根子在國內民主制度的差異。

　　美國民主制度縱容對外干涉，這與其民主政治寄生的國際經濟基礎、選舉制度、政治系統的封閉、二元對立思維、利益集團政治、責任豁免機制、私道政府等，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美式民主政治更守國際規則嗎？不妨看看小布什對國際法的態度，他有句名言：“國際法？我得打電話叫下我的律師……我不知道你說的國際法是什么意思？”美國在外交中另起爐灶，破壞國際規則再立國際規則是出了名的。

　　而面對美國債務違約問題，美國有個有名的歷史學家叫尼爾·弗古森，說自大蕭條以來美國就一直沒有違約過。不了解歷史的人很容易被其蒙蔽了。其實，稍微熟悉國際經濟史的人都應該知道，1971年美國停止各國用美元兌黃金的舉措，本身就成為世界經濟史上最大的違約和不守規則事件之一。

　　美國國內法中有個著名的“后法優先”原則，也即美國簽署的任何國際條約都可以被美國后立的國內法所否決，盡管美國憲法規定國際法應該在國內自動適用。

　　讓人詫異的是，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媒體惡意炒作“中國不守規則論”，卻沒有去講到底是誰在不守規則。美國民主政治在外交上的不民主和不遵守國際法，在這次克里米亞問題上被普京抓住了辮子，所以美國不敢拿國際法對俄羅斯說事，只能失語。

　　毛澤東說，“國際上的事情大家商量著辦”；周恩來說過，中國人講和平共處，不對外侵略和搞殖民，根子在于被國內制度限制住了；鄧小平說，“中國人說話算話”；江澤民和胡錦濤在國際上反復倡導國際關系民主化；習近平在歐洲訪問的時候說，中國人走和平發展道路，一個原因是我們在制度設計上也是這么做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沒有加害別人，根本原因是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的和平屬性。所以對比兩種民主政治不僅要在國內政治中比，也要在外交行為上比，這樣優劣利弊會更清楚。

　　結語

　　民主政治的希望和未來在中國

　　本文主要用生活中的政治語言比較了中國式民主政治與美國式民主政治。我認為比較的起點和標準，是不能在別人政治話語體系下講自己，而應努力做到在自己政治話語體系下，將別人轉化過來講別人；比較的方式是平等基礎上既有察同，也有比異；比較的目的是為了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民主政治道路的價值；比較更不是為了輸出自己的民主政治，西方人把輸出民主和干涉他國打扮成一種天定責任，而中國人歷來將不干預視為一種政治美德，輸出民主政治的事中國人不能干。

　　民主政治作為治國理政的方式和工具，人類古已有之。現代人講民主，古代只追溯到古希臘，近代只追溯到歐美，是不確切的。“民主”這兩個字只是個名詞而已，就其內容而言，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即有之。我們研究“人”這個問題時，不能因為這個人名字叫“山姆”或“約翰”，就說人的歷史是從“山姆”或“約翰”開始的，或者“山姆”和“約翰”就是“人”的唯一樣本。人類幾大核心文明圈，早期的時候都有對民主政治的求索，這些民主資源構成了第一代民主，即多樣多元的民主求索道路。資本主義民主理論充其量也只是第二代民主，這代民主雖非一無是處，但現在問題不小，它在內部出現失靈，對外推銷的時候出現滯銷，同時一些國家不信它的邪，堅持走自己的民主政治道路，對其進行反傾銷，將其從普世的祭祀神壇上硬推了下來。今天的世界無論是各國國內治理還是全球治理，都需要探索一種新型民主理論，可以稱之為第三代民主政治理論。

　　世界上認認真真在搞真民主政治的國家不多，中國算一個。許多國家對西式民主已經失望了，美國民主政治本身也正在變得沒有理想，除非進行政治改革。而中國人對自己的民主道路求索充滿著理想、干勁和希望，并收獲著成果。為發展和升級民主政治，讓民主政治回歸社會主義的本質，中國可謂一代代人在接力奮斗，此一努力也讓人看到第三代民主政治理論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