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繼明認為，中央之所以特別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就是要通過改革來釋放決定長期經濟增長的新動能,而在供給側各項結構性改革中,蔡繼明特別強調土地制度改革對于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增加勞動力有效供給和提高國內市場有效需求的重要作用。

    三項措施促進農民工市民化

    蔡繼明認為，加快城鎮化的當務之急是讓已經進城務工多年的農民盡快在城市定居下來，這就是所謂農民工的市民化。對如何制定、調整、改進相關的政策，實現戶籍人口城鎮化的目標，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他提出了三點建議：

    一、確認農民工和其他流動人口有遷徙的自由即選擇居住點、選擇居住城市的自由。切實推進我國戶籍制度改革。

    二、大量的農民工進城，首先要解決的是就業問題，所以一定要加快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和改革，特別是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和改革。因為吸收就業人口最多的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通過國家的簡政放權，現在注冊是非常方便了，每年注冊的數量大幅度增長。但是，中小企業破產、死亡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有關專家測算，我國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只有2.9年，就是不到3年。因此，需要在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同時推出合理的政策，拯救和延長我國中小企業的壽命。

    三、改善和調整我們的人口遷移政策。農民工進入哪些城市有其自身的偏好，也遵循著一定規律和軌跡，不要對有城市加以人口的限制，這涉及到城市化道路的選擇，即大、中、小城市如何合理布局。蔡繼明表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不是同步發展，不是都按比如說20%的速度發展，2萬多個小城鎮平均1萬人口，也要同步發展，是不可能的，也是無效率的。協調發展，一定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如何做到協調發展，蔡繼明更看重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以及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提出的兩橫三縱的城鎮化戰略布局，強調優先發展大城市。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這樣的超大城市也就3、4個。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東京，有3300萬人口，中國最大城市是上海，僅有2300萬人口，比東京少1000多萬。不僅超大城市的數量還有增加的空間，超大城市本身的規模，也還有一定擴大的空間。

    多年來，蔡繼明一直在呼吁放開對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的人口限制，主張優先發展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推進以人為本的城鎮化進程。“仔細看一看人口流動的曲線，大量的農民工進城優先選擇的是大城市。估計要到2020年之后，或者更遠一點說到2050年，我國實現了現代化，城鎮化率達到80%左右，才有可能出現所有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飽和。這時候人口開始向大城市周邊的小城鎮擴散，這個過程其實還是很漫長的。”在蔡繼明看來，我國的城鎮化戰略，恐怕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至少到2050年，都是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尤其是保持新常態，中高速穩定增長最重要的發展戰略。

    開辟準商品房市場去庫存

    蔡繼明提出化解去庫存的治本之策就是要調整房地產的供給結構，開辟一個準商品房市場。

    目前房地產市場的投機行為拉高了房價，以至于剛需很難得到滿足。所謂準商品房就是自住型商品房，說它是商品房是因為可以購買，說它是準商品房，是因為買了以后在一定期限內不許賣。所謂一定的期限，根據政策可以靈活調整。居民購買的第一套房即自住房，價格通常比較低，面積比較小，檔次比較差，可以允許在5年之后轉讓或賣出，以便購買改善型住房。5年之內，準商品房產證不允許交易，這會導致什么結果呢？既然自住房價不會太高，就不可能抬高地價。這樣一來，就能夠讓城市絕大多數中等收入，甚至中低收入居民，能夠購買第一套房作為自住房。

    城市宅基地要以準商品房供地為主，比例占主要的成份。果真實現這種結構性改革和調整，房地產市場就不會出現大量庫存。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目前鋼鐵、建材、陶瓷、玻璃、水泥行業之所以都面臨非常困難的局面，很重要的原因是房地產投資開工數量在減少。今后每年要有上千萬的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城市里的人口還在增加，已經買了第一套房的居民還要改善，原有房子還要折舊。蔡繼明認為通過準商品房的改革，再加上房產稅等配套改革，我國的房地產市場會迎來相當好的發展時機。

    農民工不是“接盤俠”，城市化要“以人為本”

    蔡繼明還強調了去庫存和農民工進城的關系不能本末倒置，不能因房地產去庫存才想到吸引農民工購房落戶當接盤俠，這違反了“以人為本”城市化的主旨。大量農民工之所以進城不能落戶，很重要的障礙是房價過高，應當首先考慮把房價降下來，考慮面向農民工提供更多保障房。

    至于如何能加快農民工市民化，蔡繼明表示首先要測算出城市化的真實水平，然后逐一分析，到底影響農民工市民化主要制度障礙是什么？

    以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為例，30年高速發展之后，這些國家和地區城市化水平都達到了80%，它們都不存在戶籍問題以及城市二元結構問題，農民工進城沒有遇到這樣的障礙。而正是中國教育、醫療、就業、保障等城鄉二元體制障礙使農民工進程不能落戶，遷徙的人口不能定居。想一下子取消戶籍制度不可能，要一個個攻克。住房價格降下來，大量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小產權房入市，取消房地產開發許可，讓農村可以建房，城市居民到農村買房。吸引農民工進城買房，為什么城市居民就不可以到農村買房？如果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拿出一部分土地入市，偏遠農村大量集體建設用地可以通過置換使城市周邊的農地轉變成城市建設用地，地價就會降下來。地價降下來，城市房就降下來，這樣農民工落戶的門檻就降下來了。

    此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要素市場改革，要求打破壟斷行業和非壟斷行業之間的障礙。很多壟斷行業變成競爭性行業，農民工進去門檻就降低了。勞務工和派遣工之間的門檻拆除，小城市與大城市之間的門檻排除，勞動力的流動就通暢了。大力發展非公經濟，大幅度延長中小企業壽命，中小企業就能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當低保、失業救濟、公共醫療、義務教育、住房保障、養老、保險等幾個方面的問題都解決了，城市戶籍制度的含金量也就逐步消失，從而變成純粹的戶口登記制度了。

    因此，蔡繼明認為，農民工進城落戶是牽一發動全身，涉及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和結構性改革的方方面面。不要一說城市化就理解為城市建設，城市化問題不是城市建設問題，它實際上是一個制度和體制的改革問題。應該著針對阻礙人口城市化進程制度層面的因素，通過改革加快城市化進程。